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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平衡双方利益,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话题

    进入网络时代,传播方式与以往有很大不同,过去是媒体主导,现在变成用户主导,把关人消失。用户不再被动地接受媒体传达的信息,而是自己在网上寻找 感兴趣的,最初是通过门户网站,接着是搜索引擎,后来有社交朋友圈。由于网络空间足够大,因此人们的需要可以从多方面得到满足。
 
    关于人的需求,学界多年来做了多种研究,这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古老课题,举一个大家熟知的理论,就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,他将人类需求从低到高分 为五种:生理需求、安全需求、社交需求、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。人类的需求是多方面的,不是一成不变的,需求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。
 
    而且人们的需求既有潜在的,也有公开显露的,有今天的需求,也有未来的需求,有这方面的需求,也有那方面的需求,不是绝对量化和固定的。自从媒体诞生以来,就存在一个古老命题,读者需要什么?媒体应该为读者提供什么?当读者需要超出法律和伦理的范畴,媒体是否应受到一定的约束?
 
    从商业媒体的角度,读者需要什么,媒体就提供什么,似乎天经地义。但媒体作为具有一定公共属性的机构,还被赋予教化引导公众、塑造良好公众品味的期望。
 
    因此,即便是商业媒体,也与一般的商业机构有所不同,无形中受到更多的关注与约束。
 
    西方新闻史上,黄色新闻一度泛滥成灾,毫无底线地满足人们生理需求的做法,受到公众谴责,于是社会责任论产生,认为媒体应当对社会负有责任。
 
    但当算法不掌握一个人的基本信息,如性别、年龄、教育程度、工作性质、兴趣爱好等情况时,一般默认的人类需求是最低需要,即生理需求,随着用户行为留下的数字痕迹越多,机器记录痕迹,通过算法调整推送信息。
 
    算法是机器运算的结果,看上去精准,但机器记录的信息,是一个人在某个时间看到某条信息,是人们在那一瞬间的需要,并不代表全部需要,也不代表以后需要,或者能够引起他潜在的需要。
 
    此外,人们的很多需要,自己可能意识不到,需要引发。比如一个进城务工的单身青年,可能会对性的内容感兴趣,但这并不代表他对其他信息不感兴趣,比如城市生活、工作机会、学习机会、家乡变化等。
 
    从此角度看,依靠算法推荐的信息平台虽然是为满足用户需要,但如果单纯地使用算法推荐,把个人需求简单化、个别化、瞬间化,一霎那看到的一条信息变成全部的需要,而且不断重复叠加,最终结果可能变成愚蠢的算法。
 
    在前互联网时代,媒体通过把关人,即编辑记者,由上而下地形成一种负责机制,通过人工过滤筛选,把媒体认为重要的信息传达给公众,告之真相、塑造公众认知。
 
    机器算法,号称可以做到“千人千面”,提供用户最想看的内容。
 
    人类是世界上最丰富的物种,每个人都有灵性、有意识、有感情,而且这些都在不断地变化,这是机器无论如何也不能识别的。在人工智能甚嚣尘上的时代,不能迷信各种机器算法,人的问题,最终还要由人自己解决。
 
    人类传播的历史上,传者与受者始终是一对互动的对立统一矛盾体。受者不是被动、简单、轻易地就会被影响。有一种观点认为,算法推荐会导致用户走向极端,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,只是一种主观看法。
 
    事实上,算法推荐通常是根据关键词和题材品类推送,并不是根据观点推送,算法对观点是正面还是反面,是支持还是反对不容易做判断,因此推送给用户的信息可以包含多方面的观点,既可以看到这种意见,也可能看到另一种意见,这样不仅不会造成极化现象,反而可能淡化极化现象。
 
    网络为人类提供极大的信息传播空间,用户可以选择的渠道非常之多,“信息茧房”对于擅用网络的人来说,就是一个伪命题,对于不擅用网络的人,是一个真命题,对于这类人群来说,提高他们的媒介素养是一项社会性任务。
 
    人民网发问后,今日头条迅速关闭上百个低俗的自媒体账号,说明以今日头条所掌握的技术,这些账号是可以被发现并做出相应处理的。
 
    问题是,这部分账号的确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,而有需求的人数量相当大,低俗内容游走于法律和道德伦理的边缘,而道德伦理又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,风声紧了,收敛一下;舆论宽松了,又出现。
 
    传播是传者和受者的互动,互动按照对立统一规律来说,就构成一对矛盾,传者有传者的使命,受者有受者的需求,两者怎样统一起来,就是传播运动的过程,而这一对矛盾也是传播主要要解决的矛盾。如何平衡双方利益,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话题。